艰难的一生4•做十岁
作者：连传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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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毙风波平息后，家中恢复了平静。这时的母亲，甚至连我都认为，只要家庭太平无事，管他是不是单干，再不自抱自弃，一家人做事吃饭算了。
母亲在学习上不太关心我，因为父亲在世时曾对母亲说过，说我没多大的用，书能读多少是多少。
可在做事上，母亲分给我的任务，一干就坚持干到底，不能每天被人叫唤。
例如挑水，我每天都会留意，一用完就挑一缸。再就是拾猪粪，每天早上起码要捡半粪筐，要让幺幺或母亲看一眼后才倒在粪坑里。这个习惯，我一直坚持到读中学才结束。
有时也到田里去除秧棵草，不管除得干不干净，不能像白鹤一样站在田里，要弯腰不停地在秧苗边用手抓。
母亲把菜种下地之后，浇菜水的事几乎也是我包干了。像捡粪捡得少，有时就不让大人看见，直接倒进厕所里算了，而浇菜水我是特别喜欢，小学毕业前，我就会自己整地、种菜、栽菜了。
1954年，我本能地想起要做十岁，因福哥做十岁我没见到，我很好奇的，母亲答应了，说到时再说。
有天我放学回家，见祖母来了，在堂屋的纺线车上纺线，我特别高兴，可离开连岗一年多不见祖母，又感觉祖母来的太突然，我一时像定住了一样站在大门口，还是祖母先喊的我。
祖母停下纺线车，叫我过来，祖母坐在纺线凳上摸我的头，眼泪汪汪。母亲这时叫我端麺给祖母吃，祖母怕母亲看见，偷偷地擦干眼泪站了起来。
饭后，祖母要回连岗，母亲说住几天再走，但留不住，外婆也来挽留，还是留不住。唉！祖母这次来看自己的孙子，也确实不容易，除一双小脚一次要走几十里田埂小路外，为看孙子是做了半年的准备的。
祖母不想背个专程去看孙子的名义，在那个年代，不是年节，大人们是极少无事走人家的。祖母就纺线，织打豆腐的包布，拿到我外婆家来卖，我外婆打豆腐一年要用不少的包布。
成立互助组后，就以集体的形式更大规模地打豆腐，赚的钱互助组的户平分。因此，要的包布就更多，而外婆不会做布线，也没时间做。当时，二毛哥总在左港这一带收鸡蛋，外婆认识他，就托二毛哥带信，叫我祖母再不要织棉布，多织些包布到左港来卖。
借此机会，祖母才名正言顺地来左港一躺。实在留不住，外婆就给祖母很多的臭千张、臭干子等豆制品。
祖母要走，我一下子开了窍，就提着装豆制品的篮子送，我一提篮觉得有点重，就背在肩上。
一路上，祖孙俩谈的都是令人心酸的话，送出左港两里多路远，到了王家园的塆子前面，去连岗要有这个塆子中间穿过，祖母就不让我送了。
歇下来坐了一会儿，祖母又流着泪嘱咐了我很多。站起来分别，祖母又给了我五角钱，我不要，没伸手接，祖母就塞在我口袋里，我怕祖母又流泪，就没有再拿出来。
祖母一提篮子，也说有点重，刚迈步，又说脚有点疼，我一直看着祖母的背影渐渐走远，直到身影被塆子挡住了视线，我才离开。
祖母来看我，一双小脚，来时拿的包布轻，而回去篮子又重，脚又因来时长距离走痛了的，真不知得多长时间，祖母才能到家。
祖母没来看我前，成天见的是母亲的叹息和眼泪，我在小心和勤快中度日，即使偶尔想起了祖母，思念也很快被眼前的现实打消。当祖母这一来看我，又勾起了我的乡愁，勾起了我对一张张亲人的回忆。
以后再捡破布，我就特别喜欢走北方一带，喜欢见到铁路，喜欢看铁路外所有的塆子，因为连岗就是紧挨铁路的一个塆子。
我没有一次捡破布时越过铁路，因我怕一过了铁路，就止不住跑回连岗，怕福哥见了我不让我当天回，怕祖母流泪，怕伯父伯母见我捡破布可怜我，怕母亲提心吊胆见不着人。
我想，福哥一定是不会捡破布的，因为在左港所有的孩子中，就是我一个人为了每个星期天能给母亲一点钱，在捡破布。
我不但记住了大人们对我的叮嘱，要听话，要用行动让母亲少流眼泪，还决定再少买小人书，偷偷聚点钱，过年回去看祖母，看福哥，并说这些是我母亲给我的，让他们觉得我母亲这一步并没走错。
我还念念不忘让母亲给我做十岁，母亲总是说，还早，你生日是端午节的第二天，只要你听话，会给你做的。于是，我更主动为家里操心了，很多家务事情，都是我主动提出要做。
1954年，左港一个塆的互助组，已发展为以左港为中心的、连接周围三四个塆子的左港初级合作社。
口号又是依靠贫农、团结中农；中农和上中农的户也加入了初级社；地富等成分不能参加，游民成分也不能参加。幺幺也自然无权过问，但母亲也不再太认为自家是低人一等了。
入社不入社，不准就不准，不过合作社大了，没有多少人愿得罪人，那段时间借牛，借农具，耕田耙地，还是得了已入社的六伯父帮忙。
但只一亩田收成，总是不够吃。我就自己去找舅舅要米票（横店区盖了公章的地方自制购粮票），因为大人去找舅舅怕遇上上面干部或社员，影响舅舅声誉，他也最讨厌人说他爱照顾自己的姐姐，因为舅舅已当上乡长了。
米票要回后，就由幺幺去横店卖鸡蛋时再买米回。我总是看到坛里的米快要吃完，就去找舅舅要米票。舅舅手上有时也没有，我就不回家，犟在外婆家不走，外婆就留我吃饭，舅舅再去找别人换米票回来给我。
用米票经常买杂粮，买回来掺和着米吃。一次，我只要了五斤米票，因大人有事，我就自己去横店买粮。在供销社的柜台上开了票之后，再到另一条街的仓库里去称米。
我这次碰上卖的是北方调来的麸皮，一斤票可以买两斤。我一进仓库，就说买十斤麸皮，发货员发我十斤后，我背起就走了。
出仓库走了一点远，才突然想起小票没给人家，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想回头送小票，但看四下无人，又走了这远，就继续向前走再说，待收票人追来再给他。结果，顺利将麸皮背回了家，第二天，我拿着票又去粮店领回了十斤。
家中确实既缺粮，又缺钱，这是我为了顾家，而当了一次不诚实的孩子，那时叫“觉悟没有提高”。
还有一次，一大清早我去粮店买了一斤油，快步想赶回家吃早饭去上学，肚子却又像之前一样痛得受不了，我就睡在大路边。
早上赶路的人多，看我又不像叫花子样子，行人匆匆忙忙，这时有个挑水卖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见我抱着油瓶躺在地上发抖，就放下空桶扁担，边背着我往银行隔壁的卫生所，边问我能坚持住吗？
到了卫生所，将我平躺在长靠背椅上，找来了所里主治医生邓厚清后，就走了，我看着他急急忙忙走出卫生所，我也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。但我永远记住了他，他脖子上有一个比拳头还大的气包，把头都挤歪了。
邓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，问我肚子痛的病史，打了一针，开了一包扣子药，当场喝了三粒，病就好了。邓医生向我要钱，我怕不让走，就哭起来了，我哽咽着说，我把油放这里，我回去拿钱，并把口袋翻给他看。
邓医生笑了一下，问我是哪个塆里，大人叫什么名字。我在外总是说我舅舅的名字，他一听，又笑了一下，叫我拿着油瓶回家，不收我的钱，临走我还是没向人家说半句感谢话。
离端午节不到一个月，我更勤快了，问过几次母亲，我的十岁是么样做？也是出鬼，总在下雨，一下就下得吓死人，雷、电、风雨一起来，母亲小声对我说，这是天要收人，从没听见这样的雷声。
这一下雨就是几天，晴不到一二天，又昏天黑地雨往下倒，后湖里的水一直涨到我家前门口。到手的小麦淹了，含苞的早稻淹了，老人们说，如果滠口的民生院一破，我家的屋脊上就可以走船。
合作社的劳力都到滠口防洪抢险去了，幺幺也被住在社里的、县里派来的工作队的刘政委亲自上门叫走了，甚至大姑娘、新媳妇也被叫走。
据说，刘政委是拿着手枪在指挥。
左港打铁的付师傅在暴雨中抢险二十四小时没睡，他浑身淋透，刚钻进大堤上备用的草包袋中想暖和一下，被刘政委来拿草包袋发现了，当场就要枪毙他。
付师傅吓得在地上跪着哭，叩头，冯书记和我舅舅等才把刘政委死命地拉走了。母亲每天在为幺幺担心，如果刘政委要把幺幺么样，那不是现成的吗？
每天临睡前，母亲总是嘱咐我要惊醒些，叫我如果被母亲喊醒后，就什么也不要拿，只顾往上街杨一号家方向跑。
有个白天，有人说民生院真的打破了，我看见很多人在疑惑观望后湖，我就从母亲手中接过清浩，冒着雨往上街跑。
后来险情平定之后，二伯母，六伯母总是笑我，说我一听见破堤后，就只知道抱着毛头（清浩的小名）往上街跑。
正劳力不管是谁，全去抗洪了，老弱病残留在家中虽无生命之危，但天天饿肚子（在汉口滨江公园建有毛主席亲笔题词的五四抗洪纪念碑）。
大多数人家端午节都没法过，更不谈第二天我的生日了。十岁生日没做成，我一句也没怪母亲，装个忘记了的样子上学去了。
1954年，我10岁，弟弟清浩出生，发大水，印象太深刻了。十岁的我就总想为家庭分忧，我的童年生活太短了，太短了！
1955年，左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发展成为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据说是全县的第一个高级社，由三个塆子壮大到十几个塆子：社里拆了各塆的祠堂，将材料、瓦、砖，人背肩挑到左港建了一个大养猪厂，喂了100头母猪，又办了一个大大的豆粉厂，在大地主杨一号的房子中办了一个草品厂，打草包、草绳子，修了一个大水库，水库上面易淹水的田栽了几十亩田的藕……高级社的社长，冯超雄（冯书记、住左港）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，还和朱总司令合了影。
高级社决定让社外所有的农户，不管是地主、富农、小手工业、小土地出租、游民都入社，但要向社里投资，因为社里发展那么大的规模，需要运转。
幺幺单身时，他吃的在口里，穿的在身上，家徒四壁。现在家里的东西，无一样能变卖，再说这都是土改分的翻身果实，母亲也不愿变卖。现在，家具要用，将来孩子长大了更要用。
母亲万般无奈，只好将自己的一对耳环和我的一副狗圈（银项圈）投资到了合作社，才没有变卖家产。家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，母亲都没有将这些东西出手，我从上海回来后，狗圈一次也没戴过，可见将入社看得何等的重要。
1955年下半年，妹妹姜清凤出生了，家里又添了一张嘴，再加上我家又是新入社的社员，就不分日夜地在社里出工。
我当然也不能闲着，除星期天去捡破布外，每天晚上就在家中编草包，编一个草包赚一分钱。每天放完学，先编完了十个再做作业，没有作业就睡觉。
有时星期天下雨，不能去捡破布，就在家编草包，一个星期天可编大几十个，就是说可赚大几角钱，比捡破布靠得住一些，割下来的稻草还可以搞把子烧。
问题是有小孩的家庭都在编草包，厂里一天只能出那么多货，供不应求。一到傍晚，打草包的女社员下了班，将打的草包交了数，大家就跑进打草包的车间，大人争的争，抢的抢，小孩哭的哭，骂的骂。各人抢到手后，再由会计登记你领的数字，才能挑回家。
后来，又出现巧办法，打草包的人下班后，有的人就将自己打好的草包带回家，说是自己编；有的干脆说我带回家想给谁编就给谁编。
靠抢，靠“开后门”，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的办法是：编草包时，一次手上只抓很小的一把草编，就像辫五股的辫子一样，编出来的草包又整齐又好看，有冒出来的草头，我就顺手掐掉。
这样一来，速度就慢多了，但我每晚还是完成规定的任务，不过迟一会儿睡觉。
再送草包去交货的时候，我就趁收货的人空闲时，仅我一人送过去（有时送货也排队，草包编得不好的人就喜欢人多时交货，好打马虎眼），让他慢慢地检查，其实，我就是让他欣赏。
于是，收货的人就将我的草包放在进厂门一个显眼的地方码起来，验收别人的草包时，叫他们看一看我编的样子。
我不爱讲话，更不自吹，草编厂的人本来就同情我这个唯一捡破布的孩子，就总是让我优先尽力多拿一些草包回去编，有时一个月下来，可赚近十元钱，比一个月捡四次破布强多了。
钱赚多了，也“出名”了，左港塆里的大人，总是把我拿出来做样子，教育自己的孩子。
一次，冯书记在社员大会上说：集体的优越性就是多，连像陈乡长的外甥这样的小孩都知道爱社如家，我们有些社员的觉悟为什么不能提高。我懂个什么爱社如家哟，爱家倒是实话。
极可能是家庭命运的原因，铸就了我十岁之后不太爱贪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慢慢告别了打珠子、跳房子、踢毽子、跳绳子、推环子等游戏。
读到小学四、五年级时，我就会自己整地，种一些简单的小菜了。有一次，我向同学要了几粒刀豆种，种在一棵死了的大槐树下，大树就在厕所边。
见到刀豆苗的藤一天一个高度的往死树上窜，我就挖开根旁的土，往里面上粪。那一年，我家的刀豆多得没法，一个刀豆有尺把长，新鲜的不好咽，母亲就晒了一大缽子小麦酱，将刀豆酱在里面，隔壁左右也来要去了不少刀豆。
人家都问我母亲是么样种的，结的刀豆这么多，这么大，母亲说是我一手种的，她也不晓得。此后，我就迷上了种菜。
清晨捡猪粪，晚上编草包，周末捡破布，还有空就种点菜，这些几乎成了我的时钟运转。